张学良晚年对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西安事变”的沉默，并非是他刻意回避，而是其深刻的历史认知与现实的无奈。懂历史的人不难发现，“西安事变”实际上是他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之举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11月20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刊发的一则标题为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的小文章，其中有两首《哀沈阳》组诗，指责张学良好色不顾国事，导致东三省沦陷。张学良的确未能抵抗日军，但说他当时沉湎于温柔乡，是过于偏颇的。实际上，当天他进行了具体的处置，只是，这些处置，都是依据蒋介石的命令进行的。

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大锅，这使他喘不过气来。为了自救，他选择了率东北军抗日，但最终因现实残酷而辞职，远赴欧洲。在欧洲的一年里，他接触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，认为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集权模式来复兴。回国后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表示支持，但内心的不满与反叛心理开始萌芽。

1936年，国际形势发生变动，苏联希望中国能尽快投入抗日战场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蒋介石亲自飞赴西安，准备发动对红军的围剿。张学良与杨虎城虽然最初并无兵谏之意，但蒋介石的密信使他们决定发动兵谏，以自救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的处境复杂。苏联将这次兵谏定性为破坏团结抗日，亲日分子蓄谋已久的恶劣事件。但张学良的这次自救，不仅让他从“国家罪人”转变为有功之臣，还帮助中国实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学良因其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，被列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”之一。

回望历史，张学良的“九一八”自救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，更是民族救亡之路上的重要一步。